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想到第三种可能，然后才做决定。中国人最高明的一点，就是把二看成三。西方人把二看成二，我们因为受《易经》的影响，会把二看成三。

　　如果问一个西方人：“明天那个会议你要不要参加？”他只可能有两个回答，一个是要，一个是不要，而且说要的，就真的去了，说不要的，就不去。中国人不会这样。问一个中国人：“明天那个会议你要不要参加？”他不会讲会，也不会讲不会，他会说，到时候再说。我们永远有第三种选择，而这种做法是最安全的。大家不要因此以为中国人奸诈、狡猾，其实不是。我们说到时候再说，就是在告诉对方：“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问我，我实在不方便说，如果你想知道我要不要去，可以私底下问我，我一定很诚实地告诉你。”我们要会听这些没有明言的话，要不然就糟糕了。今天我们越来越难沟通，就是因为大家在这方面的默契已经快要没有了。

　　我是升迁很快的人，因为我从小就比较了解中国人。中国人绝对不撒谎，但是常常不讲实在话，这也是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老实讲，有了这个智慧，会受益匪浅。如果是存心欺骗，那是得不到好结果的。我们不说实在话，出发点是希望对方不要生气，是为了尊重对方，要把这个跟撒谎分开来。

　　我最常举的例子，就是先生陪太太逛街的事情。男女有别，男人不买西装，就不会去试穿，女人就不一样了，不买也要试穿。所以，太太试完这一套，试那一套，每穿好一套，从更衣室出来，就问先生：“好不好看？”如果你是先生，你怎么回答？你说好看，她很不高兴：“好看？看到标价两百块，赶快说好看，刚才那件两千块钱的，为什么不说好看？舍不得就是舍不得，说什么好看！”如果你说不好看，太太更不高兴：“不好看？那谁穿好看？你刚才看到谁穿着好看？”跟中国人讲话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事情。在这种事情上我从来不会跟我太太发生不愉快。我太太一试穿出来，问我：“你看好不好看？”我的答案只有一个：“你看呢？”然后，我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这绝不是鬼鬼祟祟，绝不是圆滑，而是我做个案研究所得到的结论。我经常在百货公司的门口，看见年轻的夫妇在吵架。先生说：“以后不要问我了，我说好看的你偏不买，我说不好看的你偏要买，那你问我干什么？”太太说：“你觉得好看，那你就买去穿啊，衣服买来是我穿的，当然我决定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决定了？”先生说：“那你已经打定主意了，干吗还问我呢？”答案出来了——太太说：“我是怕你无聊才问你的，没想到你真的一大堆意见，你太没有修养了。”中国人的思维是易经思维，想事情永远会拐弯。西方人的脑袋当中，有一条直线，中国人的脑袋当中是一条“S”型的曲线，我们想问题是会拐弯的。

　　从现在开始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要养成任何问题只讲三个答案。

　　第一个，很难讲。

　　中国人一开口就说很难讲，因为在中国社会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好讲的。真的把中国社会的事情弄清楚了的人，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好讲的。就算是合法的事情，也会有不能做的时候，因为时不对，做什么都是错。但不合法的事情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就地合法，不合法马上就变合法了。

　　既然事情很难讲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
　　太简单了，看你怎么讲——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答案。

　　大家会发现，我们不是意见不相同，只是立场不同而已。只要立场不同，所讲的话就不一样。比如说你问一个军人，打仗好不好，他不敢说不好，他一定会说，战争是神圣的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，他的立场。现在很多人讲话，就是因为偏离了立场，才会不妥当。

　　第三个答案就更轻松了，随便你讲。

　　大家慢慢会发现，中国人都是“随便说”，因为阴会变阳，阳会变阴，yes会变no，no会变yes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中国人赞成就是不赞成，不赞成就是赞成。中国人经常在开会的时候会说我赞成，等到会后看到会议的决议案，就火大了：“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赞成？”就是因为他们将决议案改了。中国人经常会更改决议案。反正开会是开会，记录归记录，最后的决议案老板还可以改掉，这都是事实，再加上我们的文字是活的，所以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总是变来变去的。这样大家才知道，中国人先说yes，然后才可以说no，不能一开始就说no，否则人缘会很差。西方人说no就是no，说yes就是yes。中国人说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，用一个“不过”，马上就把“可以”变成“不可以”了。说“没有问题，但是……”，“但是”就把“没有问题”变成“有问题”了。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外交家，从来不说no。反正随时都可以改过来，那么着急干什么呢？

　　所以，我想请大家了解的是，听中国人讲话，要听他心里的那句话，而不是听他嘴上的那句话，嘴上讲的话不是假，不是真，只是妥当而已。